其次，广义社会法认为，社会法的范围界定也需要与学术领地的划分区别开来。

四、德性法制与中国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 从上述可知，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现代法治，并在本质上需要一种以具有卓越德性的法制为支撑的现代法治，而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法治是专门针对现代风险的特性，以风险社会的良善治理需求为指向的法治形态。实际上，当国家的社会管理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就转化为治理形态，而社会治理作为社会管理的高级形式，与一般社会管理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被真正确立，这也是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在风险社会下，各类层出不穷的危机事件构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与人们的生产活动和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紧密相伴却又往往突发而至，使人们不断经受着不确定的心理紧张。在社会治理领域，既有法律体系的完善要以覆盖更多的社会空间为指向，而只依靠法律的国家创制就难以自足。另一方面，现代风险曾长期被当作经济或科技的副作用加以合法化，对风险的陈述与界定也往往被利益化，人们对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风险也常常无法获得可预期的共识。司法通过提供裁决这种公共产品来实现对社会的调控，并以此在社会风险的法律处置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二）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倚仗法制运行的德性 与前风险社会不同，现代风险的特殊性使社会治理更多地要应对和解决公共风险带来的各种难题，作为法治化治理基础的法律体系也不得不在传统的规范作用之外增加更多的社会作用，法律制度建设和改革也由此变得更为复杂。

第二，增强法律体系建构的开放性和社会性。当风险出现带来纠纷时，司法得到人们更多的期待，社会公众越来越倾向于向法院寻求纠纷的解决办法。面对社会法所意图实现的社会公平、扶持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和谐等政策目标，社会法研究与其重视从调整对象的维度界定社会法，不如更加重视从政策目标及其实现机制的维度来界定社会法。

（一）不平等命题 从制度研究出发，社会法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于不平等问题。欧美的社会法主要兴起于20世纪初。其三，我国官方的社会法概念是发展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强行将社会利益列为与公共利益并列的一类利益，并不符合人们的通常认识。

这些理论表明，法律概念并不具备本质性的定义。例如在劳动就业关系中，虽然劳动合同直接涉及对象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但劳动者获得就业机会后，就能够为家庭开支、孩子抚养提供较为稳定的保障，因此，就业行为本身具有正外部性。

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与时代背景、不同学者著作中的社会法理论，对社会法都有不同的定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对社会法概念的界定要摆脱本质主义的概念界定。从制度研究这一问题导向出发，可以提取社会法的若干核心学术命题。其次，中义社会法坚持，作为法律部门的社会法界定与我国的法律分类模式更为协调，可以避免和其他法律部门例如经济法、环境法等领域的重叠。

国家也可以借鉴庇古税（Pigovian tax）的做法，对具有负外部性的活动进行征税，让相关主体承担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性成本，对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进行补贴，激励相关主体进行此类活动。科斯定理的进路则相反，其优点在于在交易成本较低的情形下可以进行更多的市场与社会主体的自我规制，但在交易成本较高的情形下面临政府规制失效的危险。对比美国，其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放任自由主义，对社会法保持距离。例如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婚姻和家庭往往被认为属于公民的私生活领域，只有婚姻关系破裂或者涉及家暴等严重问题时，国家才会介入。

中义的社会法理论认为，社会法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弱势群体权益保护以及社会福利关系方面的法律。因此，即使上述学者都采纳了社会法的概念，他们也不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社会法。

在其著作中，德沃金也多次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1．中义社会法的主张 中义社会法首先认为，广义社会法可能导致社会法研究的泛化。

因此，本文试图提炼社会法的三个核心命题：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不平等性、持续性与外部性。直接从概念上寻求对应于中国的西方社会法，就如同在西方社会寻求中国社会中的面子这一概念，很难直接找到对应。最后，广义社会法理论认为，中义社会法采用了广义社会法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因而实际上是广义社会法的支持者。最后，中义社会法批判了广义社会法中的社会利益理论。在关于语言与概念的使用中，维特根斯特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语言哲学，包括对法学领域对于法律概念的理解。首先，中义社会法本身就包含了许多具有差异性的问题，需要进行更为广义的研究。

在法学理论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已经被当代法学研究广为接受。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这就意味着，当合同的履行不符合双方互惠型关系建立时，合同就未必符合双方的意思，执行此类合同也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目的。其次，广义社会法认为，社会法的范围界定也需要与学术领地的划分区别开来。

基尔克的理论核心在于对个体主义的批判，其对社会法的讨论主要是为了捍卫德国的历史与社会传统，反对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个体主义。其中狭义的社会法理论认为，社会法主要指的是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其次，持续性命题也将对传统法律制度提出挑战。而庇古税的进路的优点和缺点则介于二者之间。例如，对于劳动关系中的非系统性加班问题，国家是否需要介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介入。还有学者则指出应当创新规制方式，例如以助推的方式矫正市场中的不平等问题。

而在日本，随着社会法领域具体实定法的精细化、成熟化，社会法研究不再追求一统的体系构建，也不再拘泥于抽象的概念之争。正如杨景宇主任所言，社会法是在国家干预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

概念也是如此，有的概念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涵和中心点，围绕着中心点所划定的范围就是概念的范围。其次，外部性问题还需要反思具体的规制手段。

总结而言，如果采用单一和本质主义的社会法概念，社会法研究将很难进行比较法研究。例如有学者指出，社会法的性质兼具公法和私法属性，但具有公法与私法属性的法律不只是社会法。

2010年以来，社会法的地位进一步确立。2003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作出类似的界定。所谓外部性，指的是法律关系中的主体行为是否会对其外部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官方划定法律部门是一种行政管理的需要，当学者自觉遵守且不断夸大这种行政划界，就可能束缚学者的理论逻辑。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很多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制度，但这些制度往往面临执行难题，可能成为纸面上的制度。所谓持续性，指的是在劳动合同关系、妇女权益保护以及很多关系中，双方往往是熟人或半熟人关系，彼此之间具有持续性的信任或依赖关系。

四、社会法的核心命题 社会法研究的核心使命是制度研究，尤其是区别于传统公法和传统私法的制度。首先，各国对于社会法的界定各不相同。

例如有学者认为，私法的前提假设是人们的平等人格，社会法关注平等人格背后人们在能力、条件、资源占有等方面的不平等。三、社会法的实用主义界定 上文分析告诉我们，社会法可以在不同层面与不同意义上使用，既可以指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也可以指更一般性的法律研究方法。